一辈子扎根大西南

我是无锡市女中49届高中毕业生。49年4月6日由杜毅立、过骏介绍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地下团员。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6月底无锡市团工委在省锡师校区内举办第一期团训班，我被通知参加，团训班分工厂、学校、农村三个大队，我们市女中有一个小组隶属学生大队，小组长是朱姝（地下党员）。

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十分迅猛，继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4月，百万雄师打过长江，以气吞山河之势，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相继解放了上海、苏、浙、皖、赣等省，党中央提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令第二野战军准备两个月，向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盘踞的大西南进军。当时，蒋介石兵败如山大倒，打垮它，势在必行。突出的问题是没有一支到大西南接受政权，建设政权的干部队伍，二野政委邓小平当机立断，召开二野前委会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并动员一批京沪学生和技术人员参军入川。这种严峻的气氛也感染到了团训班内，大家吃饭、睡觉都在议论。我当时的出路较多，一是杜毅立通知我到土改工作团报到；二是我想报考一所比较理想的大学，估计能被录取；三是妈妈工作的庆丰纱厂要招收女工。但是，我想到我是女中培养出来的高中生，是一名青年团员，应该起带头作用，我的幸福源自中国共产党，我必须想党之所想，急党之所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这两句话终日盘旋于耳。有好心人劝我，富饶的江南水乡无锡市的户口绝对不能轻易抛弃，到几千里路以外的贫穷、落后、蛮夷的不毛之地，土匪猖獗还有瘴气，可能未到目的地，你的小命就丢掉了。我想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使我们获得了解放，我就是牺牲了，也没啥了不起，不正是体现了人生的价值吗？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革命情怀在动员大会上毅然决然地报了名，女中小组12人全报了名（被团训班表扬为巾帼英雄小组），比我小一岁的弟弟李宗元也报了名，两百多学员中共有一百多人报名。接着进行“三榜定案”，一榜公布有我的名字，二榜我的名字被取消了，说我年龄不满18岁，我读小学时跳了级，当时实足年龄是16岁零5个月，于秀勤立即找江南大学的强生元商量，强就对团训班的领导讲，我是他的女朋友，请照顾，这样第三榜才又有了我的名字。团市工委组织部长张明对我说，报名的一百多人，基本上都符合条件，因苏南也缺干部嘛！批准你们这12人（男9人，女3人）去西南，是服从大局，其实我们心里还割舍不下哩！苏南区团工委书记周克、无锡市团工委书记高山、副书记林楷亲笔签名送每人一个精美笔记本，团训班给我们戴上了大红花，送到西南服务团苏南分团驻地之一蠡园绞车渡，不久队伍开到了南京。

当一腔革命热情渐渐平静下来后，具体问题就凸显出来，首先我日夜思念34岁就守寡的妈妈，不知道何时才能见面；其次在家里吃惯了米饭而部队里一天三顿都是我最不喜欢吃的烂糊面，后来，我一看到烂糊面就要呕，但是又不敢流露，只有晚上睡进被窝里淌泪。那时学习非常紧张，除学习革命理论外，还学习了新区政策，入城纪律和西南地下党提供的情报资料等。中央高级首长邓小平、宋任穷、张际春、张霖之、段君毅、万里等亲自授课，邓小平政委在中央大学操场作的题为《老实》的报告，使我刻苦铭心。“老实就是实事求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做到忠诚老实，对党要忠诚，对群众要忠诚，要老‘实’地说话，老‘实’地办事，老‘实’地做人。”这段话，一辈子都在指导着我的行动。下雨天，就叫我们扎好绑腿，背上背包，在雨中去爬中山陵，爬紫金山，锻炼体力。有次天热口渴，我和秦波在街上合买了一个梨分吃，当天晚上，团支部开生活检讨会，批评我穿着军装在大街上吃零食，影响很不好。可见治军之严。由于革命理论不断武装自己的头脑，加之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帮助我度过了家庭关、生活关。

49年10月2日，在新中国诞生的第二天，迎着晨曦，我们昂首阔步向大西南挺进，跨越苏、皖、豫、鄂、湘、黔、川7省，行程八千里，历时75天（有的是90天），于12月16日到达目的地——四川内江。开始坐了几天闷罐车，抵达武汉后，前面没有铁路了，在洞庭湖里坐了两天帆船，到了湖南益阳，开始徒步走路了，那时我当了副班长，除背了自己的背包，一个长蛇形的米袋，一个盐袋（湘西和贵州严重缺盐）还有班里盛来的两个瓷盆，（用铁丝穿孔拴在钮扣上）和组织上叫我保管的20块大洋。秋雨绵绵，山陡路滑，我几乎每天都要摔跤，最多一天摔跤六次，差不多都是滚下坡，从头发到脚后都沾满了黄泥，爬起来大笑一阵，又继续前进；有一次晚上，刚洗完脚睡到稻草地铺里，一阵紧急哨音，说有匪情，马上急行军20里。白天刚走了80里山路，又困又乏，这20里路我完全是闭着眼睛跑完的，肉体早就透支，是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我，我沿路看到大西南被国民党蹂躏得太凄惨，走进苗族聚居地时，很多苗族妇女没有裤子穿，用树叶串起来的裙子裹着，在冷风里瑟瑟发抖。我想我还没有为大西南七千万苦难同胞作出贡献，就被土匪打死也是不甘心的。

内江也是一副破败景象。以刘海东、刘建邦为首的武装土匪，攻打区公所，杀害革命干部、群众，火烧民宅，抢劫民财，无恶不作。当时我10军29师、西南服务团、二野军大和在内江招收的政干班学员投入很大力量下乡征粮剿匪，我写了要求下乡征粮剿匪的申请书，原大队部卫生员后调内江县委组织部的巫萍（女）也写了申请书，两个人抢一个名额，结果她抢到了。她下乡不到半个月，有天晚上，土匪包围了她住的院子。老百姓连忙帮她换上便装，因为她的苏北口音被土匪识破而壮烈牺牲；无锡市忠勤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谢松涛，被土匪枪杀后，还残忍的开膛剖肚填满石子沉入河底。他牺牲的地方命名为松涛乡。西南服务团在征粮剿匪中共牺牲了288人，内江牺牲了12人。

在内江我搞过接管工作、党群工作、农村工作、财贸工作、政府工作，每项工作我都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去做好，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得到群众很大的帮助，结下了亲密的友谊。有的农民朋友在我离开他们已经20几年了，还时不时地走几十里山路把自留地种的鲜蔬菜送给我尝新；五零年我接管过省女师，时隔60年了，今年4月有18位同学联合做八十大寿，她们诚邀我参加庆典，赠送我一个有18人签名的大寿碗。

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内江和全国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建成区已是解放初期的4倍，人口增加了8倍，1978年底工业总产值就已达到解放初期的54.5倍。解放前，四川是没有一寸铁路的，国民党说修路说了40年，年年派税拉夫，就是没有动静，解放后才两年多就建成了成渝铁路，内江地处成渝铁路的正中间，时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亲自到内江剪彩。解放初期，内江用水都是到沱江里去挑，我们早上起床后，把毛巾往肩上一搭，跑步锻炼后，就蹲在河边洗脸；有一个小火力发电厂，只够供机关单位和大商铺用，晚上11点就停电。现在水、电、气已网盖整个城区和周边的农村。过去坐汽车到重庆或成都至少要10个小时，高速公路建成后只要两个小时。以前过江都是摆渡，现在沱江内江段已建成四座大桥，每天有200多辆公交车在十几条线路上行驶。广播、电视、电话已普及城乡家“户”。城区兴建了五所公园和三所纪念馆。人民的生活愈来愈方便，愈来愈幸福。在这些成绩中也有自己的一份辛劳，就觉得十分欣慰。当然比起江南水乡和沿海发达地区，差距还很大，还要奋起直追。

就连我们的工资和补贴也比无锡同级别的离休干部差了一大截，但我无怨无悔，在大西南的艰苦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坚强意志和强壮体魄（年轻时可以挑120斤重的担子走路，长跑和短跑都达到了运动员的标准），却是用金子都买不到的。我的人生是充实的。

我居然实现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宏愿。我的小儿子在加拿大（MBA硕士研究生毕业）留学回来后，仍回四川发展，我的外孙女去年在北京地质大学国土资源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本来可以在北京工作，她还是选择回到了四川。我的三个子女和孙字辈正意气风发地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大西南的建设添砖加瓦，为把大西南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而努力。

 

李丹（李飞丹）

2011年5月4日

 

注：1933年1月6日生，享受正县级离休干部待遇。